17世纪时，中国人便已接触到极为辽远的亚洲海域，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知识。著名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塞尔登地图），当为17世纪华人所绘，堪称“最精准的南海航海图”。在地图中，广袤海域上一条条绵密的细线连缀着风俗迥异的各地港口 

 

      16、17世纪是世界史研究者普遍认为的大航海时代及其影响延续的大时代。人们常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航抵印度为这一时代的标志。其实，大航海时代并不独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属于亚洲。在这200余年间，西来的荷兰人舰船，东来东往的中国、日本“海寇”，穿梭其间的穆斯林，在广袤的亚洲水域上织起一张张贸易之网、知识之网、交流之网。

 

      在网络之中，人的身份变换流动。以明代中后期肆行东南沿海的“倭寇”为例，这群引起沿海动乱的人常被称为“海贼”“海盗”。他们为害一方，不听朝廷号令，逃避赋税，在大海中时隐时现，令中央政府头疼万分。闽、粤两省位于滨海边疆，朝廷治理相对松散疏阔，地方民众躲到管控之外相当平常。他们建造巨桅大船，流动于亚洲的广袤海域，从事贸易往来或日常营生活动。当他们的船抵达沿岸邦国时，还可能为当地统治者所赏识，由“盗”变“官”。

 

      潮州“海盗”林道乾的经历便是一个例证。在中国，他是“大寇”，不听中央号令，集结地方无赖，为害一方。但当他来到南洋的北大年时，改名为林浯梁，成为当地女王的座上宾。他协助当地经营对外贸易，并筹建铸炮厂、火药厂，俨然成为一方王侯。他为女王铸就的雌雄双炮，在之后的战争中被暹罗军队掠走，有一门留存至今，在曼谷仍可让人观摩。当地华人奉林道乾为英雄，供奉其妹妹的林姑娘庙更是香火不断。

 

      在荷兰人、英国人初到亚洲海域时，各地的风土人情及贸易知识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这些散居海外的华人得以积累。一开始，荷兰人顺着葡萄牙人的足迹来到亚洲，却不知道如何打通与中国的航路。有海外华人遂建议，如果无法直接进贡，可占取海岛，作为与中国贸易的基地。荷兰人依其所言，手持假国书前往澎湖贸易。

 

      当时的亚洲，人员流动是各地的常态。在暹罗的阿瑜陀耶，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商人，有的甚至担任政府高官。据记载，在16世纪暹罗出征清迈的军队中，15%的人属于外籍军团，由一名土耳其指挥官、两名葡萄牙指挥官统率。此外，日本人在暹罗也成为一支能影响时局的重要力量。随着对外贸易活跃，当时的南洋各国有不少日本人聚集而成的日本町。在彼时的暹罗王家卫队中，日本武士已是常备兵，作战相对勇猛，颇得到重视。

 

      17世纪初，阿瑜陀耶的日本町首领山田长政被国王颂昙所信任。山田长政生于日本，年少时不过是藩主手下的抬轿者，之后远赴暹罗，逐渐取得日本町的领导权。当时，阿瑜陀耶不仅有日本人，还有荷兰人、马来人、葡萄牙人、华人等。山田长政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并帮颂昙王协调外交贸易关系，协助进攻柬埔寨、抵抗缅军以及击退西班牙军舰。在颂昙王弥留之际，山田长政又成为托孤大臣，辅佐幼子策陀王。

 

      颂昙死后，政局极度不稳。在先用计除掉对策陀王有威胁的亲王后，山田竟被摄政王巴萨通说动，参与政变。巴萨通率领亲兵及日本兵杀入王廷，杀害策陀王及太后。之后，巴萨通将山田视为权力路上的阻碍，命其率日本兵镇压叛乱的北大年。两败俱伤之下，山田受伤而死（一说被毒害）。自此，日本佣军在暹罗的地位随之下降。

 

      人员流动之外，信息的传播更为广泛。17世纪时，中国人便已接触到极为辽远的亚洲海域，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知识。著名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塞尔登地图），当为17世纪华人所绘，堪称“最精准的南海航海图”。

 

      这幅地图一改往日重陆地、轻海洋的刻板程式：展开地图时，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蔚蓝海洋，点缀着点点浪花；以南海为中心，制图者将当时亚洲的重要港口全都准确绘出。陆海之间，江山形胜，经由此图，一览无余。

 

      此图的绘制者为谁，一直众说纷纭。目前来看，极有可能是明代的闽南商人。它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是一幅航海图，然后才是一幅地图。从遗留在纸张背面的草稿来看，绘图者先以海图数据绘制航路，进而绘制海岸。因此，地图中和海洋有关的信息才格外准确。

 

      在地图中，广袤海域上一条条绵密的细线连缀着风俗迥异的各地港口。这细线应为明人摸索出的航路，由闽南的厦漳两地向各地放射展开。向北的航线，一条航线直达九州岛；另一条则辗转琉球，转向日本九州岛一带。向东和向南的航线更为准确，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越南的会安、马来-印尼群岛上的万丹、暹罗的阿瑜陀耶、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等重要港口都被细密的航线勾连起来，织为网络。

 

      直到1640年，西欧人才绘制出能够替代《明代东西洋航海图》的亚洲海图。17世纪初荷兰人、英国人抵达亚洲时，极有可能是在中国商人的引导下参考这类海图，前往一个个陌生的地点展开活动的。映入他们眼中的，是极为繁盛的亚洲本地贸易。中国人和亚洲其他各地人民积累起丰富的航海经验和知识，而远非后世想象的“闭关锁国”。

 

      有人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这话并不尽然。郑和之后，中国再无官方出海的正式开拓活动，但民间的海外活动并未止步，反而愈加活跃。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越南的岘港，从暹罗的阿瑜陀耶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处处都有华人的影子。经由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在遥远的墨西哥都能找到中国手工业者留下的痕迹。

 

      随着18世纪的到来，工业革命蓬勃展开，西方殖民势力愈发强劲，亚洲繁盛的本地贸易随之相形衰落。数百年后的今天，流动的浪潮又一次到来。能否重塑那个跃动的东方大航海时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