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东方古国，奋力向现代化行列迈进，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人类现代化版图的巨变，在世界不少角落都留下了印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也不例外。

　　一

　　1896年6月25日12时48分，大清国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专列到达德国小镇弗雷德里希鲁。

　　这位大臣在西方的名头不小，人称“东方俾斯麦”。在东方，因为甲午战败签约，他的形象有点复杂。毁之者骂他是“卖国贼”李傅相李中堂李鸿章，誉之者觉得他是“弱国外交大师”。

　　车站等候的人头攒动。李鸿章颤巍巍地下车，搭眼一看，他仰慕许久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没在。记载说，俾斯麦与家人在俾府门前等待，当天没到车站远迎，原因是头痛。到了门口，俾斯麦的闺女为李鸿章献上一束花，有蓝色蔷薇和黄色矢车菊，当时国旗黄龙旗的配色。

　　东方和西方的两位大人物相聚，一起吃了顿饭。

　　午宴菜单七道：法式小食，鳟鱼；鸡肉配米饭，美洲龙虾，烤鹿颈肉；糖渍水果，柠檬冰激凌。餐中，李说不喜欢德啤，也用不惯刀叉。餐后上摩卡、雪茄和香烟。

　　李没太大胃口，一方面因为吃不惯西餐，另一方面是心里有事。一顿饭的功夫，李想向俾请教太多内容，主题无非就是一个：

　　国家何以强大？

　　可以想象，面对一个蓬勃崛起的西方国家前首相，一个东方保守落后积贫积弱的国家大臣的求知若渴。

　　俾感到李的题目太大，回答：中国距离太远，不曾关注，不好回答。

　　再追问下，俾给了一个相当铁血风格兼帮德意志带货的回答：立国之基从强军着手，德式操练。练精兵5万，足以粉碎任何叛乱。

　　李没接话茬。

　　李和俾吃饭的年份，世界上还发生着另外一些事。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召开、无线电报机在英国注册专利、第一本同性恋杂志《我们个人》在柏林发行、美国策动菲律宾暴动反抗西班牙殖民当局……

　　西方正走入一个摩登时代，东方还在旧时光徘徊。

　　二

　　1923年5月4日，德国中部城市哥廷根市政厅给一位中国留学生办好了注册手续。

　　注册卡和证件照盖的是骑缝章。照片上留学生洋装穿在身，是个留短发的精神小伙，完全看不出已经37岁了。当时没人想到，他就是日后的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朱德朱老总。

　　朱老总选择留学，在今天看来，职业规划属实有点迷。

　　光绪年间生人，朱老总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已经当上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什么概念？名校毕业，工作实践经验多，已经是地方厅局级干部，过了35岁前的转职黄金年龄。这个节点，选择了去海外留学。朱老总在哥廷根大学进入了哲学系，修社会学专业，有个学期选了哲学导论、当代民主等五门课。都不太好就业的那种。

　　一般人不会这么干。

　　除非看准了什么事业，笃定了一种信念。

　　朱老总就是这样。来德国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德国，在柏林见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档案记录看，朱老总留学期间参与党的社会活动不少。与同学们曾一起印德文传单、改组留德学生会、组织追悼孙中山逝世的游行和集会、召集各种讲演会。

　　有份活动小册子存留至今。小蓝本《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介绍了“五卅惨案”和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朱老总会请客吃饭团结同学。周末，老总穿上围裙，会做川菜，做回锅肉。

　　朱老总留学的年代，美国正经历柯立芝繁荣，福特T型车满街跑出“咆哮的20年代”；德国是魏玛时代，战后社会光怪陆离却也复苏强劲，人称 “黄金的20年代”；法国文艺创作狂飙，迸发出“疯狂的20年代”。

　　中国还是北洋武人当国，江湖打打杀杀人情世故。各种思潮激烈碰撞，嘉兴南湖一艘红船碧波荡漾。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不堪的时代，却也是个觉醒年代。

　　三

　　1978年11月，西德城市狼堡，大众工厂前一个中国人当了不速之客。

　　德国人办事讲预约，常说“我得查下我的日历”，什么人都得看看档期。

　　身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人对这个套路不熟，拎着行李箱下火车站直接杀到了厂门口，的确可能有点粗莽了。他通过翻译告诉门卫：“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想与你们公司的领导谈谈。”

　　周部长考察欧陆各国工业，本身带团去的是斯图加特，奔驰车的老家。没想到德国彼时的街车是顶着VW车标的甲壳虫和高尔夫。周部拍板，去大众老家狼堡看看。

　　凑巧的是，大众当时值班的厂领导分管销售，维尔纳-施密特博士虽然将信将疑，还是把周部请到办公室聊了聊。

　　中国汽车史、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转折点，就在这样偶然匆忙的接触中开启了。

　　这种匆忙，也有个宏大的背景。新中国站起来了，还没有富起来。中国正迈开大步赶时间，想追上先进国家。

　　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几年谈判后，中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成立。企业第一位德方一把手马丁-波斯特写了本回忆录《上海1000天》。

　　书名听着噶洋气，内容却很乡气：波总上班路上挤着自行车和水牛，厂房间晾着衬衫长裤和裤头，办公楼只有潮湿简陋的蹲坑，在某个阶段，厂里产的车被德国同僚称作“中国米老鼠”。

　　尽管如此，在德国人的调教下，他们眼里博物馆级的厂房里“叮呤咣啷”的敲打作业，逐渐变成了流水线。

　　后来的故事，中国人就应该不陌生了。

　　大众桑塔纳逐渐成为中国一线城市街车。“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60后到80后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大众赶上了好时候。1978年这个年份，对于世界可能是个普通的年份，对于中国却意义非凡。

　　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起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四

　　2018年5月2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到了深圳。

　　来之前，默婶就知道小小渔村变身摩登都市这一“春天的故事”。在德国临行前的记者会上她就说，深圳是个“特别的地方”。

　　默婶来中国一共12次，走了12个城市，北上广之外，她在沈阳吃过酸菜白肉，成都学过炒宫保鸡丁，西安看过兵马俑，还跑到合肥郊区村子里跟村民聊天，算是深度游了。不过这次在深圳，默婶印象很深。

　　在深圳，默婶待了5个小时。看望德国在深企业之余，她想看看中国的企业。可能是默克尔访问中提到过她知道某为、某讯、某亚迪这种大厂，外事部门给她安排了新鲜内容，带她看了看中国多家初创企业，不少做人工智能、大数据生活应用的，也看了无人机、机器人和智能镜子等新鲜玩意儿。

　　那种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景象，冲击了默婶的心灵。

　　默婶看到这些，心里肯定想得多。一个大背景是，德国政府当时已经推了多年的所谓“数字化”，“数字化”这个筐里也装了不少概念，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就是推不动，先不说移动支付、电子挂号这些，德国大城市之外仅有两成家庭有高速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就有点拉胯。

　　国社通稿记录了一个瞬间，默婶来到一个企业食堂里，公司负责人跟她说，这里免费向员工提供早餐和午餐。她好奇地连续重复问了两次：“免费？真的是免费吗？”

　　天下哪能有免费的午餐呢？

　　这点无论是老广，还是后来的新深圳人都懂。深圳这里遍地机会，大家都忙着“搏命”“搞钱”。快快吃完公司餐，就回去做事效率最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工业区的这句口号，仍在神州大地流传。

　　默婶回到德国，深圳行的见闻也挂在她嘴边。德国联邦政府开了一个讨论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前沿的会，一上午3小时，她提了好几次深圳，被西方记者写下来了，搞了个大新闻：《德国技术正衰落，默克尔懂的》。

　　在深圳与默婶同行的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转述过默婶的话，挺有意思：

　　知道你们发展快，但没想到你们发展得这么快。

　　五

资料图片：为期三天的第5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2019年2月17日在德国南部慕尼黑闭幕。新华社记者逯阳摄 

　　2023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宫廷酒店。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来的都是西方的头头脑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英国首相苏纳克……

　　这个会议别名是“安全领域的达沃斯”。创办之初，它更像是西方政界和学界为讨论冷战安全问题形成的“小圈子”，甚至被人称为西方国家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和“统一思想的年会”。

　　中国人关注得少，因为每次开会时间，都和欢乐祥和的春节时间大致重叠。中国有一部分人却十分关注，纵横捭阖的外交官、想得多的智库、跑得快的记者等等大过年的都不回家，去参会听会。

　　一年一年的会上，惦记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说中国的事越来越多。安全议题、气候议题，全球化议题，言必称中国。令广大记者们苦恼的是，这些表态不都很正面，没法报。尽管中国一再宣介倡导和平的中国方案，西方政客和学者话里话外多是老一套：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

　　时代变了。

　　一方面，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世界上讨论什么事，都绕不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已经开始让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忌惮。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在2023年的慕安会手记中写道：无论中国怎么做，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态度都难以改变，因为让美国焦虑的不是中国在做什么，而是中国的存在本身（who you are），让欧洲焦虑的则是中国在做什么（what you do）。

　　也难怪，网络上已经有爱国小将幽默作诗：

　　忽从梦中惊坐起，列强竟是我自己。

　　（本文新华网援引自“伍之管见”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