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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中国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一场舆论激战。据媒体报道，“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而近日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与此同时，“死亡税率”也遭到了来自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而中国税务总局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多位财税专家表示，应理性看待企业税负之争，既不能“妖魔化”税收，也不能漠视争议背后的企业成本忧虑，应加大力度确保明年为实体经济去成本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此，中国经济网评论员石述思在《我财经》节目中表示：“李炜光放完炮以后引起巨大的震动，他就说了一句话耐人寻味，这表现倒是有点小气，现在国税总局正在回应，也没有说禁止李炜光同志禁止发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称，这也代表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容得下企业家的吐槽和声音，说负担过重的声音。这种态度我还是蛮欣赏的，李炜光说自己不能说话了，还不照样接受访问，重复他的观点。”

　　这里有一个误会，从国税总局角度，中国这些年营改增包括始终在推行减税的政策减低企业负担，经济下行企业不容易利润摊薄，国际竞争加剧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升，确实国家营改增不是一个例子，国税总局急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不是税的事。

　　单从税的角度，国税总局的文章都可以立得住，不跟美国比，因为美国和中国征税模式不一样，不好比，美国放过了企业没有放过个人，可能一些高净值人群特别理解。好多高净值人群去美国了，带着劳动成果又回来了，因为美国对个人税管的特别严，征收极其严格，一个都不能少，少了就是偷税漏税，先《纽约时报》曝光再罚款，重则都有牢狱之灾。

　　但是中国个人所得税说白了起征点那么低，基本上放过大多数的富人。相对来说在现金交易这么充分，国家会加强这方面的严管，其实个人基本上放过了高净值人群，跟美国不一样，于是负担都向企业集中。中国可能比不了美国，制造业美国就是所得税，中国要综合加起来30%以上的各种税费，所得税加上增值税确实比美国高，但是国税总局也说的很明白，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中国确实还不能算高。

　　石述思指出，“之所以引起这个争论，企业家义愤填膺，国税总局也义愤填膺，都用了四个字‘严重误导’，孤立了税收，征税我站在国税总局一边，但是你要是把中国的两个字联系起来看，税费你会站在企业这边。因为中国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年代，遇到巨大转型期矛盾冲突利益的博弈，总书记都讲了既得利益集团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且这轮改革需要时间。对现在的改革现在的减负，我们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国务院一直做这方面的安排，总经理都说营改增5千个亿，很多企业都说没有感觉到，这背后也是怎么把好政策落实到位的问题。政策制订好了，怎么不折不扣让企业享受到福利，不能层层流失。”

　　举一个例子，营改增以后可以减税，但是减税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游戏，想减税得拿出你的成本清单去折扣，但是折扣过程中，如果有些不想执行政策的个别部门，就有了做阻挠做文章的机会。相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这个费的问题的确要严肃的对待和重视它，确实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困难，制造业只有5%。好的政策如果短期内有一部分还落实不到位，再加上高额的费，费和税如果加到一起，可能就比较接近专家所说的数据，专家也不是胡说，他做了市场调研，确实税加费以后目前的企业负担还是过重的，严重阻碍了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这样一个步伐。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讲营改增，这场争论很有意义和价值，而且这场争议国税总局以这样的姿态登场，摆事实讲道理，跟专家进行辩论，这都是好现象。但是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件事，减税减负、税费合并，费改税和营改增对于今日的中国，税改更加重要，但是很遗憾，这不是国税总局一家可以完成。但是国税总局之所以急了，是因为国家说完这些话给很多人一个印象，这事是国税总局干的，国税总局也有难言之隐。我也劝各位网友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这场争论，面对国税总局，把眼光放得更加宏观和长远来看待这场辩论，目的都是一致的，谁不想中国好呢？谁不想深化改革落实到位呢？谁不想企业能在今天非常痛苦的转型期尽快走出阵痛变得更加强大呢？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市场，我们要帮忙不要添乱。”石述思说。（中国经济网记者 项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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