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8日，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在苏轼《功甫帖》媒体见面会的发言。

　　马未都：我觉得把一个媒体见面会做成像学术研讨会这样严谨的可能自龙美术馆起历史上没这事，媒体就是媒体，媒体都是听人家说。

　　这件事按理说像《功甫帖》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品是非常窄的一个事情，不是让公众都知道的，像这样就迫使龙美术馆刘益谦先生花了这么大的努力，只要做这个事的人知道中间的艰辛，不是随便一两句话能够说的，我为什么站在这儿来说这个话呢，首先要感谢龙美术馆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我不说不行，我在路上接到电话，记者听我说了两句话说话不是站在刘益谦一头？我说你认为我是来打群架吗？今天刘益谦先生在这儿我说当着他的面说我不站在你这头，我站在公正的角度说话。

　　假设《功甫帖》是故宫买的，是国家博物馆买的，我保上海三位研究员全都不说话，如果他不信就说说这两个博物馆有什么作品他认为是假的，包括有定论的。

　　第二我认为今天国家大博物馆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站在台上说话，说话也是模棱两可的，为什么？利益问题，今天国家状态是有利益问题。在《锵锵三人行》中也说他是中国第一买家，他花那么多钱把很多重要的东西买回国内，先不说我们遇到的障碍，他遇到的障碍我们一定能遇到，今天光海关问题就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搞的事，这都不是国家博物馆能够感受到的，当他把这样一个东西买进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能探讨，可以探讨，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方式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代表的是国家的态度。

　　我今天要说的一个问题是游离于这个作品，作品我无权说话，前面有徐邦达先生、安仪周先生，他们在天之灵我没有权力说话，尤其我是外行更不能说话，我唯一能说的话是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说话，每个人无权透支国家信誉，如果那三个人不是上博研究员你随便说，网上有很多人随便说，我的博物馆进来一个人说这些都是假的，就我们家是真的。当他扣上国家权力机构头衔的时候需要谨慎，为什么上海博物馆出来立刻摘清关系说跟我无关，是他们个人行为，可是不幸所有媒体报道中一定要把“上海博物馆”搁在前头，这里有记者你站在这儿把这三个人的名字写清楚，闹半天哪个记者愿意说出来把这三个人的名字写清楚，未必写清楚、未必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但是唯一知道的是上海博物馆，所以我觉得透支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谋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尤其这样的学术著作理应在可见的历史上，都应该在学术著作上首先发表，最后媒体可以报道，这回是翻着的，媒体忽悠一个事说这个事怎么着了，东西不真、假了，然后匆匆忙忙抛出来一个研究成果，先不说研究成果是否粗糙，他肯定做不到那么细，因为双钩这个问题，下面我跟国强在说双钩是一个特土的事，是蒙老百姓的事，原来有一个事蒙老百姓多少年到今天老百姓都闹不明白，老百姓老跟我说这个事，有一个电视剧邓友梅先生的小说，这张画一揭为二，所有人都说这个画是不是揭的？揭有一个前提是纸能揭，不是都可以的，但是老百姓不懂，老百姓认为是一个噱头，特别关注这件事，你说什么双钩廓填，除了搞书画谁听说过这个单词，没有人听说，所以就用这种貌似专业的词语来向公众公布，来混淆视听，我是特别希望在我们特殊时期，我们还算特殊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到这会儿我们看到国家每十年一个变化，每十年换一套班子，总有一个变化，到这个点上的时候知道今天做博物馆非常辛苦，在这里我是知道，他是知道的，别看他有多少钱，我老说他花五千多万买这么贵的一个东西，怎么租这么小一个屋，今天弄这么多人来怎么也得租一个大点儿的屋，我进来说还有点心，给我饿得够呛，中午我都没吃饭。这里的辛苦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由于我们国家历史上的特性它是一个公众的国家，所以私人办这样公众的事非常辛苦，只有做事的人知道，我们自己做事的人知道希望所有有公共权力的人一定要公正地说话，谢谢大家！

　　因为好多记者要采访我，我现在说的是完整的态度，不要断章取义，这么多记者我挨个说也没法说，我现在已经说了，你愿意截取哪段都可以，我站在一个公众的立场说话，因为对待事情一定要公平，不要怀着某种心境，比如最流行的一种心境叫“羡慕、嫉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