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兰提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的这本新书是美国精英正在进行的集体反思的代表。作者不愿看到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落下风,他希望科技精英肩负起重振国家的使命,投入到富有前瞻性的大项目之中,直面经济与社会中的真问题,将硅谷的创业精神用在实处。
卡普的思考并非孤立。《未来战争——硅谷与五角大楼的科技革命》(以下简称《未来战争》)中对“软件定义未来战争”的预判,就让《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以下简称《科技共和国》)的主张有了现实注脚。《科技共和国》既是对硅谷异化的批判,也是对科技如何服务国家使命的追问。

北京日报电子报12月26日第10版网页截屏(部分)
卡普是硅谷教父彼得·蒂尔的老朋友,而帕兰提尔这家高科技情报公司2003年由蒂尔等人创建,用高科技手段服务美国军队、移民局和警察局,是硅谷创业公司中的异类。硅谷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不作恶”,是从苹果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挑战IBM 公司就开始的对政府的质疑。相比之下,蒂尔和卡普显然是反主流的另类。他们现在发声,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硅谷的集体右转。
在卡普眼中,当代硅谷最致命的迷失,是丢失了“工程思维”的本质——这种思维绝非单纯的技术能力,而是一套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的价值与方法体系。它有三个鲜明特征:务实导向的问题解决、对抗从众的独立判断、超前规划的集体协作。
从定义来看,卡普推崇的工程思维,首先是拒绝逃避的务实主义。这些年硅谷盛行科技万能主义,认为任何商业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比如当年流行的话术:There is an App for that(总有 一 款App能用)。但其本质是科技逃避主义。硅谷用优化外卖、社交算法的小创新,回避了住房、教育、国防等领域里存在的真问题。硅谷精英虽然富可敌国,却在政治中集体失语,连硅谷本地的土地规划制度都无法改变,听任房价飙升,普罗大众苦不堪言。
更为恶劣的是在伪命题上争论不休,对真问题却避而不谈,比如美国愈演愈烈的枪支泛滥和枪支暴力问题。无论出现多少次针对平民甚至是孩子的枪支暴力事件,美国全国都会不假思考地陷入宪法第二条修正案无休止的讨论(即普通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神圣权利,不得侵犯)。真正的工程思维,应如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所做的那样:面对纳粹核威胁,他们不纠结于“技术是否道德”的空泛争论,而是聚焦“如何造出原子弹以遏制战争”的实际目标,在创造性摩擦中找到解决方案。
其次,工程思维是对抗从众的智识勇气。在目前的消费互联网文化中,盲目追随主流的倾向正在扼杀创新——工程师因害怕冒犯而放弃争议性项目,管理者因固守流程而拒绝灵活调整。
呼唤不从众的工程思维,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个体层面的对某类社会性算计的钝感,以及拒绝从众的态度,促成了硅谷工程文化(can do)的崛起。而真正的工程文化,需要“建设性不服从”:正如艾隆·马斯克(美国SpaceX首席执行官)借鉴日本丰田公司“五问法”追根究底的第一性原理,帕兰提尔公司在内部鼓励员工质疑权威,哪怕挑战既定流程,因为“拒绝因循守旧”才是突破技术瓶颈的关键。换句话说,拥抱工程思维,有助于对畏惧偏离主流的盲目从众心态免疫。
其二是群体层面的。卡普慨叹:数字革命究竟是真正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互联网的创新,本质是对人性欲望的商业变现,而非对公共福祉的突破——它让用户更便捷地点餐,却未解决硅谷住房短缺、美国医疗低效等真问题,正如《未来战争》中所担忧的:“当无人机技术能用于战场时,硅谷却在优化外卖配送路径,这是资源的致命错配。”
事出有因。硅谷精英始终警惕政府管控,以及对其技术发明的误用和滥用。他们认为政府是进步的绊脚石,而非天然合作伙伴。
最后,工程思维代表了超前规划的集体协作。卡普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反对官僚式的集权——他以蜂群、椋鸟群为喻,指出高效协作应是“无中心却有序”:侦察蜂自主勘察巢址,椋鸟边缘个体率先转向,正如硅谷团队中“基层主导创新、权威灵活流动”。
作为深度绑定国防军工的科技创业者,卡普的思维始终带着国家视角的独特性——他既不认同硅谷“技术中立”的幻觉,也不宽容左派“为多元而多元”的虚无,其批判的核心是,创新失去了方向感。
卡普的焦虑背后,是对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担忧。“二战”前后,美国靠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奠定科技霸权,而如今硅谷将人才与资本投入消费领域,导致医疗突破停滞、教育改革裹足不前、军事软件落后。
《科技共和国》的本质,是一场“找回联结”的呼吁——卡普希望重建科技创新者与国家的联结(回到《科学——无尽的前沿》时代),重建硅谷与国防军工的联结(恰如《未来战争》倡导的协作),更重建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联结。他推崇的工程思维、批判的硅谷惯性、呼吁的官僚革新,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当AI重塑全球权力格局时,美国不能再让科技沦为消费主义的附庸或虚无主义的玩具。
作者吴晨,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孟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