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4年前重新获得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作为展现建设性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积极的发展伙伴。中国当选为联合国所有主要机构的成员，中国人担任世卫组织、国际电联和粮农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就是证据。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预算出资国、发展中国家发展项目最大官方投资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出资国。然而，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文化”和高级职位仍然由西方主导。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影响该组织的那些人的敌意，联合国今天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联合国因未能预防和结束肆虐世界各地的多重冲突而受到批评。然而，这一失败的责任并不在于联合国，这是一些大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导致的结果。发展合作受到侵蚀，富裕国家不履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庄严承诺，这些情况也不能归咎于联合国。国际社会对全球威胁——贫困、气候变化、种族和宗教冲突以及恐怖主义——关注不足，也不能怪联合国。

对这一最大世界组织来说，“致命一击”可能是由联合国最大捐助国的敌对姿态和财政削减带来的。它对紧急援助的封锁已经给贫困人口，特别是冲突地区的贫困人口造成了相当大的痛苦。

为了避免发生全球混乱，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宗旨和原则，并确保该组织有能力应对当前和正在出现的多方面挑战。

秘书长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启动了一项改革进程。毫无疑问，联合国的结构和程序可以大大改进，以提高效率和效力，减少重叠和重复，改进过时的工作方法，提高绩效。然而，也必须承认联合国及其人员在关键地区和局势中所作出的杰出且不可或缺的贡献。

改革建议是由联合国官僚机构制定的，它似乎急于适应被任意实施或威胁实施的强制性预算削减。令人关切的是，改革进程可能被一些野心勃勃的国家利用，以在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中获得不平等的特权。

重要的是，改革不能损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能损害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不能损害会员国在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上为推进这些目标所作的庄严承诺。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安全和文明的三大全球倡议为全人类更加和平、繁荣与和谐的未来世界秩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架。

虽然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认为安全最好由大国通过统治和军事联盟来实现，但可以在全球安全倡议概述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共识：国家主权和平等；安全不可分割；通过对话和调解化解争端；所有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最近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和平解决当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种争端的重要平台。联合国改革还必须有助于防止外部干预，恢复军备控制和裁军，结束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通过GDI“朋友小组”近100名成员的磋商，在八个确定的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的领域启动了具体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拥有近140个伙伴国家，且为打造建设可持续发展、包容和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所必需的物质和人力基础设施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样一个涵盖贸易、金融和技术的体系，在包容性的多边机构内才能有最好的谈判，而不是在排他性的形式下展开谈判。

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处理人权问题的方法是宣传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优先事项。这种做法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政治文化分歧。以发展和对话为基础的途径是促进人权的最佳途径——正如中国在30年里使7亿人摆脱贫困所证明的那样。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互学互鉴、对话理解，强调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认为文明的传承和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为推动联合国第三大支柱建设提供了良好指引。

联合国的改革进程必须由会员国主导，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联盟”，在去年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为确保安全、发展、环境、技术和全球治理方面的承诺作出贡献。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引领者。如今，一个类似的“自愿联盟”——所有真正致力于《联合国宪章》愿景的国家——应该团结起来，确保联合国改革能维护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在新兴世界秩序中的核心作用。（作者是巴基斯坦前驻联合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