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24全球选举之年，开启2025人类历史进程节点之年。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大国关系也将迎来新的节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于1月20日上任。

　　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时代，大国将如何相处，世界将向何处去？本报记者专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对今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的中美关系及世界形势进行展望。

　　　　2024年12月31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参加跨年活动。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美对华政策的同与异

　　本报记者：与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第一任期比，特朗普新任期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哪些异同？

　　吴心伯：与拜登政府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些延续：基本定位方面，会继续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政策设计方面，会继续将遏制、打压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轴。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又会呈现一些变化。

　　首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因素，主要由国家安全团队主导，经贸团队发挥的作用有限。特朗普政府则可能更关注经贸因素，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

　　其次，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的主要抓手是科技。特朗普可能更多地使用贸易手段，更擅长打“关税战”。

　　再次，拜登政府在与中国激烈博弈时，一直希望守住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对特朗普而言，底线意识可能没那么强烈。但特朗普也表示，不希望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

　　最后，拜登政府比较注重与中国进行对话和交往，以服务于他所谓“管控中美竞争”的目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可能会大幅减少。

　　不过，与第一任期比，特朗普新任期的对华政策也会有一些不同。

　　其一，特朗普与中国博弈时，手中的牌可能更少，可能会有更多软肋。

　　比如，他在2018年发动对华“关税战”时，美国的通胀问题并不严重。如今，情况已发生变化。美国通胀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如果特朗普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可能会遭通胀反噬。这对共和党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和四年后的大选选情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硅谷和华尔街试图更多地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2024年大选期间，一批硅谷科技精英和华尔街大佬对共和党的竞选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候任副总统万斯背后就有硅谷大佬的直接支持，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是华尔街的代表。这两派联手对特朗普未来政策的影响力肯定要大于其第一任期——当时，硅谷与特朗普意识形态不合；代表华尔街的时任财长姆努钦在特朗普的财经团队中被边缘化。

　　我对美交往的定与进

　　本报记者：中国对美政策一直保持着稳定性和连续性。特朗普回归背景下，中国在对美交往和塑造未来中美关系方面，能从过去的中美互动中得到怎样的经验启示？

　　吴心伯：过去45年，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近8年来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美国新政府上台之际，我们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争取不那么差的结果，二是为最坏的可能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对美交往中得到经验启示。

　　第一，丢掉幻想。

　　从长周期看，中美战略博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目前，美国两党的整体对华政策思路已发生变化，对华政策以遏制、打压为主。这是双方比拼实力的关键阶段，美国一心想要保持力量优势。这也是博弈最激烈、风险最大的阶段。

　　第二，更多地争取主动。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在对美交往时，我们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能按照美国的套路出牌。以中美民间交流为例，今年整个大环境不是太友好。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努力，包括推进中美地方交流，特别是与民主党执政的“蓝州”交流以及中美大学间的交流等。中美已续签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两国都需要的领域仍有一些合作机会。

　　第三，投资自己，把自己做强做大。

　　我们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就是集中精力发展好自己的经济和科技，进一步释放市场和创新活力。

　　中美关系的争与止

　　本报记者：基于上述变化和应对，展望2025年的中美关系，您觉得可以概括为哪几个关键词？

　　吴心伯：第一个关键词是交锋。特朗普的套路是向对手强力施压，且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在对华关系上，他会继续运用这些战术，可能会向中国挥舞关税等大棒。可以想见，2025年中美之间的交锋不可避免。

　　第二个关键词是重构。过去四年，拜登政府有一套中美博弈的打法；到了特朗普时期，在其独特的执政风格和行事方式下，中美战略博弈又将进入新阶段，博弈的范式会重构。

　　第三个关键词是止损。我们要尽可能减少特朗普执政可能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失。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探寻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世界局势的缓与急

　　本报记者：特朗普的新任期可能会给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以及世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吴心伯：总体而言，特朗普新任期的政策重点是在内政方面，包括减税、去监管、收紧移民、发展传统能源产业等。但在外交方面，他也有希望重点推进的目标，比如俄乌冲突。他还会重点关注内政与外交相结合的议题，比如对外经贸关系。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与改善是可以预期的。

　　这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有所不同。当时，特朗普受制于所谓“深层国家”势力在政府内外的牵制。第二任期内，“深层国家”势力对他影响会更小。他可能会有较大行动自由来推动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包括俄乌冲突的停火和谈判。

　　与此同时，美欧关系可能会出现疏远和紧张。

　　特朗普不是拜登那样的大西洋主义者，不会总是强调美欧特殊关系、共同价值观。他一直认为欧洲占了美国的便宜。因此，随着特朗普上台，美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可能都会发生摩擦甚至利益冲突，从而导致美欧关系紧张。

　　从总体趋势看，美国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像拜登时期那样得到加强。

　　美国在处理美日、美韩关系时，可能会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是侧重双边关系的经济层面，即怎样攫取更多经济利益；二是安全关系交易化，除了要让日韩承担驻日、驻韩美军的费用外，可能还会要它们另交“保护费”。

　　从“印太战略”的角度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时期，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只不过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其资源和精力被迫投向欧洲和中东。如果未来俄乌冲突告一段落，美国将有更多资源投向“印太”。特朗普政府内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鹰派可能会推动在“印太”地区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从世界形势来看，2025年将是更加动荡不定的一年。

　　其一，特朗普的回归会给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其二，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会进一步遭到削弱，特朗普会继续倡导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

　　其三，旧的世界秩序进一步瓦解，新秩序的构建将加快步伐。“全球南方”国家致力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它们谋求加强合作，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本报记者 安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