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来看中国文明，任何事物，必须把视野放开才能看得真切。我最近几年一直爱说的有两句话。一个是只懂考古已经搞不好考古了。因为目前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科之间必须渗透和合作，需要突破学科界限，尤其是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考古学应该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跟自然科学最接近的一个学科。第二就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我想谈的就是一种文化呼吁，我们谈中国问题，必须把它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视角下去看。

北京日报电子版11月29日第14版网页截屏（部分）

　　中国文明是地道的农耕文明

　　就考古学本位而言，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尤其在上古时期人类绝对受到气候和地缘的极大影响。而所谓的形形色色的文化，都可以看作是各区域的人对当地自然环境与条件的一种适应方式。

　　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形成“中国文明”，其前提是开始于一万年前左右的定居和农耕。从人类出非洲开始，地中海东岸就是一个大十字路口，文明的交锋冲突剧烈。从克里特文明一直到希腊文明，都是海洋文明，那是商业和农业或农牧相结合，属于外向型的文明。东西方两边各自大的地理、地缘因素不同，导致他们处理跟自然的关系的方式不同，也就是文化底蕴不同，然后逐渐开始分道，特色增强。

　　中国文明是地地道道的农耕文明，但不能“铁板一块”地看，南方和北方差得很多，南方是红土地，北方是黄土地和黑土地，最初也没有一个叫中国的存在。现在被我们称为特色的东西，是中原王朝文明诞生前后孕育出来的。中原文明为什么能在东亚大盆地里脱颖而出，最后其他文化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肯定是各个区域文明竞争的结果。

　　孕育于更具优势的中原文明

　　中原文明最终的胜出，与它地处东亚大盆地中部偏北，得地利之便有极大的关系，这是一个从物流到信息网络的中心，它有开放的优势，包括最先最便利地接收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刺激。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时代，与内亚接壤的中国大西北，就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原人从与周边各族群交往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最终形成了自身的一套“生活哲学”。

　　这个胜出的文明注重血缘关系，注重宗法关系，注重世俗的王权至上而非神权至上。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比较质朴古拙，形成“礼乐文明”。其最大特点是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人伦道德。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上游更晚的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人群，感觉都是注重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到了战国时期甚至更晚，楚人还“信巫鬼，重淫祀”，具有浓重的巫术色彩。结果它们最后都淡出了，而缺乏巫术色彩的，重功利、重血缘的，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原文明胜出了。

　　我认为中原中心最终形成的标志，是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的崛起，自此进入了青铜时代、以中原为中心的时代和广域王权国家肇始的时代。后来的中原礼乐文明尽管朝代更迭，但这套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直延续下来，在相对封闭的、以定居和农耕为重要特征的东亚大盆地中，它显然具有极大的文化涵化的优势，对周边区域形成碾压的态势。哲学家赵汀阳教授把这种延续数千年的生长方式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个旋涡的向心运动不断把中原周边各个地方各种文化卷入到一起而成为一体，形成“中国文明”。

　　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存在

　　关于国家、王朝，美国科学院院士卡内罗教授以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为例证，提出了国家起源模式上的限制理论。也就是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我感觉中原国家的兴起，与上述情形非常相像，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在中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应该也起过作用，卡内罗的理论给我们思考中原古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后来的中国就是在中原国家的基础上，涵盖了以前所谓的蛮夷戎狄，逐渐这么滚雪球滚出来的。从古到今，中国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存在，“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一直在动态调整。“华夏”或“汉”首先是定居农耕，这是最底层的基础，新的人群进来了就得定居农耕，这就是赵汀阳先生所说的旋涡的力量吧。我觉得不一定是“汉化”，汉化还是我们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实际就是适应中原定居农耕习俗了，然后使用汉字。汉字的使用也有凝聚力，它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最后形成汉字典籍。历史也就这么一直在建构。

　　就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而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定要把中国文明的形成放在全球文明史这样一个大的框架里边，我们才能看清它的来龙去脉。

　　作者许宏，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